她建议完善并坚持中国科学界的同行评议制度。 “ 现代科学在中国落地的时间不长，因而中国的科学民主还在培育之中，学术经验和科学传统还在积累之中。在这样的阶段，中国科学界的同行评议难免有失信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然摒弃同行评议。美国发达的科技水平背后有一个成熟的科学技术体系，其中也包括了经过 300 年锤炼的成熟的同行评议制度。 1993 年美国颁布的《政府绩效法》 (GPRA) 中就明确指出，为确保世界级研究水平而对科学事业进行管理，同行评议是基础。研究项目要由科学专家来评定其价值，资金的配置也须以研究项目的科学价值为依据。时至今日，美国的同行评议制度仍然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    

“ 尽管同行评议有自身的问题，对于大多数问题应该通过科学的自组织系统，由科学家自己来解决。这样就能够在充分暴露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科学自组织系统的自身免疫力，建立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政府的政策或科技管理部门的主要角色是改善科学研究的环境，应该为建立这样一种科学自治能力创造条件支持，应该让中国科学界在评价中把握科学家自己的话语权。 ”    

她强调，文献计量数据不能替代任何决策，而是为同行专家作出更加公正判断提供参考信息，应合理利用而不是盲目滥用文献计量指标。 “ 盲目滥用文献计量指标就等于剥夺了中国专家在科研成果质量评价以及科研人员科研绩效评价的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在不经意间将质量评价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有关的数据库。这显然也不利于中国科学发展。 ”    

“ 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层面，对科学能力进行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衡量表现并发现潜力。     

上面提到的美国《政府绩效法》 (GPRA) 中还对美国各部门如何确保美国科学的卓越地位作出了各种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联邦科学机构必须明确各自在科学发展中的定位与性质，制定实现国家目标的最佳的可行性角色的评估战略。适当的评估战略应当鼓励美国科学能力的最有效的使用，保持和提高研究系统的优越性和响应性；一些被采用的评估方法应该精确地反映出被评估项目的优先权。造成那些引起负面动机的绩效指标必须被消除，因为它们比根本没有指标更糟糕。 ”    

金碧辉认为，美国《政府绩效法》中的有些法理和规定恰恰是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价实践中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一点也正好说明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一定要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需要以科学的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的发展应从 “ 又快又好 ” 向 “ 又好又快 ” 的发展模式转变。    

 “ 到 2020 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将会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并力争科学技术的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胡锦涛总书记也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重申了 ‘ 用 15 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 的目标。 ” 国家已经在宏观战略层面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出了更高水平上的保障条件和具体的目标。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均将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并形成一套与新的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科研管理理念和方法。     

“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中国是在着力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和基础结构的调整与布局；第二个阶段，中国科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